职比芝麻小，胆须比天大；若还天塌下，站在山顶撑着它。顶头上司不落笔，小可胸口如猫抓。亭易名字非小事，一字不慎坐洋蜡。推拖、承揽均有责，麻杆打狼两害怕。幸亏征集党史料，且称“兵谏”副年华。倘若顶峰来问话，当年报纸代咱答。西安事变俱考证，斟酌统台雨后霞。
此打油小诗写于1976年10月26日，即“双十二”四十周年纪念日之前。“文革”结束后，因“捉蒋亭”一名直白拙朴、不合时宜，影响台胞、海外华侨与外国游客的观感，临潼县（现为西安市临潼区）外事与文化文物人员建议易名，并建议撰写一则新的景点简介（当时尚没有旅游局这个行政建制）。据了解，骊山半腰西安事变建的中西合璧纪念亭，当初在虎班石下修了座土木结构的小亭子，起名“民族复兴亭”。1946年3月，蒋介石麾下嫡系、被誉为“西北王”的胡宗南，邀黄埔军校七分校将官募捐，拆掉旧物，建筑了一座钢筋水泥结构的亭子（高4米、宽2.5米），起名“正气亭”，又称“避难亭”“蒙难亭”等。亭之上下左右石壁，国民党军政大员的纪念性刻石与建筑物融为一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铲掉了山石题刻，易名“捉蒋亭”（为西北军政委员会主任彭德怀司令员所题写）。改变“捉蒋亭”名称，我完全赞成。
1982年2月23日，国务院公布全国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临潼县虎斑石下兵谏亭与华清宫内的五间厅两处西安事变遗址都列入了，一个是当时东北军搜山中发现和捉蒋介石的现场，一个是事变枪响前蒋介石及其卫队住的行辕。1982年，我在临潼县创办骊山学会，请武伯纶先生出任会长。说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武先生告诉我：“兵谏亭这个命名好，符含历史实际，不褒不贬，能长期存在。这个地方原有的石刻本应当作为历史遗存保留下来，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有这个宽阔的胸怀。我有过建议，可没有人听嘛，全铲了。挺可惜的！”（见陈元方史础农编著《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第129页，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长城出版社、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1986年11月第1版。）
究其实，兵谏亭这个命名，倒与我直接相关。
1976年10月，骊山虎斑岩“捉蒋亭”改叫什么新名称呢？县外事与文化文物人员提不出预定方案，经请示省地外事部门，均称这是临潼县行政权限自定的具体事务；可时任中共临潼县委书记、县革委主任等均推托给县委宣传部决定。笔者刚走马上任到县委宣传部主持工作，首要任务是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1976年公开出版的西安事变图书资料极少，学术研究空气淡薄。接到“捉蒋亭”易名的挠头事，推托吧失责，承揽吧担责，麻杆打狼两害怕。于是，翻阅史料。西安事变当天，东北军与中共中央秘密联系的6封电报（张学良一封、王以哲二封、刘鼎三封）用了“寻获”“扣留”“被捉”等词语，只有在陕北毛泽东主席身旁当机要科长的叶子龙看到一封电报中称西安事变为“兵谏”，但不明真切含义，而《叶子龙回忆录》到2000年才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称，张杨内部认定西安事变为“兵谏”，但这部著作2008年12月始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米晢沉的《杨虎城传》公开出版较早，也是1979年8月的事了。1976年11月—12月12日，我在临潼县委很难找到西安事变的第一手可采信的史料。“文革”后期，我私下在临潼地下党人中征集党史资料时，也没有人用过“兵谏”的术语。但他们告诉过我，杨虎城事变发生后的演讲登在当时报上，这启发拓展了我的思维方向。经多方查考，我找到了杨虎城1936年12月15日对全国的广播讲话文本，里面说：“蒋委员长这次到西安来，张主任委员就很恳切的谏诤过多次……”1936年12月16日，杨虎城在西安市民大会上的讲话说：“我们的主张就是抗日。因为蒋委员长对外政策的错误，经过多次劝谏，仍然无效。后于万不得已中才有这次谏诤了。所以我们的义举是以国家民族为前提的，决不是对蒋委员长个人而发的。这一点，张主任委员和我是可以质之天日而无愧的。”
找到杨虎城将军公开演讲两条历史根据，我便由此进行逻辑分析：
其一，杨虎城说的“劝谏”，不在“这次谏诤”之内，那么，“这次谏诤”就是用军事手段“捉”起来，逼迫蒋领导抗日；
其二，“谏诤”这个中国历史概念，一般指封建朝廷臣子对君主、皇帝忠言逆耳的进谏（纳言之政），促进统治者明智决策。通过文书（谏书）或口头规劝（谏言）等沟通渠道均无效，而无奈用武力逼迫之称为兵谏，如《左传·庄公十九年》记载鬻拳对楚文王实行兵谏：“初，鬻拳强谏楚子，楚子弗听；临之以兵，惧而从之。”安史之乱，唐玄宗逃蜀半途发生的陈玄礼兴平马嵬哗变，卫戍部队逼迫唐玄宗下诏杀死杨贵妃、杨国忠、虢国夫人，太子李亨乘机脱离父皇控制于灵武登基称帝，经部队哗变而形成政变。（参见拙著《从新闻黑洞跳进又跳出》，第205-206页《〈长恨歌〉遗韵》）。可见，中国史书上将用武力胁迫进谏称为兵谏。
其三，杨虎城读书虽少，但所用智囊、秘书都饱读史书。
由此，我认为“兵谏亭”比较雅致，也符合实录史例。于是，我指定临潼县文化馆李凌用魏碑书体重写亭名，取代“捉蒋亭”。同时，我照“兵谏”后国共合作抗日的口径，写了名胜景点介绍词，也由李凌在木匾上书写悬挂。
为防万一上峰追查责任，我让拍照存档。笔者当时作的这首打油诗，带了自嘲兼为可能出现的责任风险预留了文字依据，有政治上以退为进的寓意。如今有人公开著文说，1986年临潼才将“捉蒋亭重新改为兵谏亭”。就我亲历的史实来说，1976年之前从来没有“兵谏亭”之说，遑论“重新”命名？作为全国重点文物，景点简介1982年就换了，并配了英文译文。对现在碑亭“兵谏亭”题签出自何人手笔，本人未考证。1986年西安事变五十周年纪念活动，中共中央肯定了事变的“兵谏”性质，而“兵谏亭”的名称，临潼从1976年11月留存至今已48年，国内外学界与民间，均对此无异议。
现在回忆起来，也算我亲历的一桩轶事吧。
来源：各界导报岁月版
作者：刘荣庆（于1976年12月至1978年2月
任中共临潼县委宣传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