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妇资料图

　　1938年1月13日，上海杨浦区杨树浦路上，几个日本士兵爬高上低，终于在日本华中方面军的东兵站司令部木制的大门前挂出了一块木牌，上书“杨家宅娱乐所”。这里，就是日军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由军队管理的正式“挂牌营业”的“慰安所”。

　　大门旁就是接待室，也是“购票处”。院内西侧是酒吧、厕所、医务室、饭堂、厨房和浴室。东侧有12座和式木屋。慰安所里的女性，有日本人、朝鲜人、中国人。都叫做花子、喜子、纯子、桃子等类似的日本名字，穿着和服，没有行动自由。为了让来慰安所里“放松消遣”的日本士兵感到“宾至如归”，这里专门设了拜祭场所，有个木制的小小神龛，飞檐翘角仿佛真的能保佑罪恶不受惩罚。

　　慰安所里有军医，有完备的规章制度。规定缴费才能获得入场券。士兵每次30分钟。必须使用发放的避孕套。当某个士兵付完2日元后，就能得到一张入场券，上面写着房间号码。到了房间内，把入场券交给妇女，就可以开始。

　　这样和平安详的场景似乎不同于往日“慰安妇”给人留下的悲惨印象，倒像是普通的“红灯区”内的场景。日军怎么会如此“披着羊皮”做事呢？其实，杨家宅娱乐所只是特例，是绝无仅有的“模范慰安所”。

　　前线部队，根本不管什么慰安所规定。他们从日本花钱招募大量妓女，按照“特殊军需”的名义直接从政府部门领取经费，运到前线充当军妓。可惜“狼多肉少”，就算把日本本土的妓女全都运到前线来，仍然是“杯水车薪”。日军便开始在朝鲜、台湾等地，用尽手段，坑蒙拐骗加武力威胁迫使当地妇女上前线“劳军”。到了中国，更是强抢、绑架、诱骗无所不用其极。常常是搭个草铺，轮奸妇女致死后就地抛尸。

　　这些状况，直接导致了大量的非战斗性减员，因为能打仗的、身强力壮的士兵都倒在了性病上。在南路的第18、第114师团、北路的第3、第9、第11等部队中，淋病、梅毒成了“抗日主力”。日益蔓延的性病让日本陆军省领导们“坐立难安”，左思右想，倒是想出了一个主意，在前线各地建立慰安所，并且强制所有去慰安所的士兵使用避孕套。作为前线急需战略物资的军用避孕套上，印着四个汉字“突击一番”。据统计，日军一年就消耗了1912.5万只避孕套，却仅仅是实际需要量的8成左右。

　　日军在慰安所对妇女强制体检，绝对不是为了这些妇女们的身体健康。一旦查出疾病，尤其是传染性性病时，她们就会被“抛弃”，有的病情严重的，直接就被拖到附近活埋，或者活活烧死。

　　慰安所中的女性，每天只有两餐。来到慰安所的士兵、军官都“如狼似虎”，即使是一小块咸萝卜和一个馒头，都不等她们吃完，就“饿虎扑食”般地扑上去。在延边的许多慰安所中，每个妇女每天要为20个至30个军人“服务”，稍微美貌一些的，更是要接待40多人。一旦不慎怀孕，就会被野蛮的抛弃。有些甚至直接被做了绝育手术。

　　通常，日军会排队进入慰安所，十分“和平”。部队甚至会下发“日程安排”，安排成田部队星期六、村田部队星期二。不过，在“僧多粥少”的时候，这些部队间就会爆发“争夺战”。在中苏边境的某处，2万人的日军面对着50名慰安妇时，他们对“自己人”也撕下了温和的面具，内讧不止。

　　日军的“慰安所”制度，真的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给皇军强奸披上“合法化”的外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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